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478?full=y 特朗普：美国民众套向跨国资本“野马”的缰绳 张小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盛行40年，但所带来的问题也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存在诸多“政治正确”的无解难题。 更新于2017年2月23日 07:53 张小彩 为FT中文网撰稿 特朗普，他其实是美国民众运用民主机制套向跨国资产阶级的缰绳。在此之前，跨国资本已经犹如脱缰的野马, 驾着全球化的战车连续狂奔了近40年，在带来人类社会物质产出大幅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诱发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下文谈及）。 2016年，这个世界开始转弯，在找到更好的、能够保证“政治正确”的方法前，特朗普很可能就是这个转弯期合适的“临时解决方案”。 2016年开始，这个世界围绕是否继续全球化出现了错乱景象，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反全球化运动，这表现为英国的脱欧派获胜和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当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成为全球化力量的代言人。由于全球化被批判研究的学者认为是由跨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服务于他们在全球实现资本扩张、攫取高额利润的手段之一，以上现象就显得诡异错乱、令人困惑。 个人认为，这些现象的本质是统治世界将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2016年终于迎来了西方民主的正面挑战。用“终于”一词是因为这本非空穴来风，早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发出了“新自由主义面临危机”的呼声；2010年后，研究这个问题的很多学术著作陆续出版。可以预见，2017年将是这个问题的又一个研究高潮。 在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中，一直有两极互相制衡，一是自由，一是民主。商业精英运用市场自由和平等竞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促进社会效率；普通民众则运用公民社会组织和民主选举寻求社会公平。以上两种社会力量互相制衡，从而使社会达到效率和公平兼顾。这种关系如果用一幅图画简单呈现，就是疯狂的资本野马身上套着民主的“缰绳”，这根缰绳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可能显得过紧，但是，下一阶段必然会被松一松。换句话说，西方社会在阶级力量既斗争又妥协的动态平衡中，获得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的稳定与和谐。 那么，跨国资本这匹野马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摆脱了民主的束缚的呢？ 简单概括，这个过程于1970年代后期开始，1980年代后期资本赢得绝对胜利， 2000年代跨国资本插上翅膀。要理解这个过程， 需要一些背景陈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总的趋势来看，自由市场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质疑和遏制。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如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都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完全摒弃了自由市场； 另一方面，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控制自由市场的左派力量也占上风，指导公共政策的经济哲学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以政府投资刺激需求来解决生产过剩和消费者有效需求不足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其具体政策表现为放松货币供应、扩大财政投资、扩张国有部门、工会力量加强等。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凯恩斯主义试验，不但导致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挤占和浪费社会资源，市场自由、市场竞争严重不足，工会力量过于强大，社会生产力大幅下降的情况，同时还带来了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就相当于前面提到的，套住资本野马的缰绳过紧，导致市场动能不足，社会生产效率下降。1970年代后期，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凯恩斯主义试验宣布破产。 在凯恩斯主义的废墟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旗帜冉冉升起，自由市场的原则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革命的形式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重新确立了。新自由主义在各国的版本略有差异， 但其基本原则是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排斥政府干预经济，主张私有化、金融化、全球化。撒切尔夫人在英国铁腕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控制货币发行，发展金融部门并压制过于强势的工会组织；里根在美国也采取类似的政策，给资本和市场松绑。英美经济恢复增长，这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新自由主义赢得了声望。 在共产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也赢得了胜利，中国1978年开始打破意识形态禁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市场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后期，苏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彻底破产，相继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和政治民主化，自此，二战后对自由市场的怀疑情绪在全世界被涤荡一空，一些学者宣布“新自由主义取得彻底胜利”。著名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甚至认为人类社会将实现“历史的终结”，即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在这种胜利情绪的鼓舞下，2001年，克林顿的全球化战略把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带进了全球市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虎添翼并迅速达到巅峰，资本的触角获得跨国界、跨政治制度伸展。 就跨国资本本身而言，其主张全球化的原始驱动力并无新意，仍是马克思早已参透的资本所共有的追求高额利润、实现资本积累的原始冲动。与历史案例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时期跨国资本追逐利润和资本扩张的全球化运动，不但获得了金融化和信息化的技术支持，并且赢得了西方政治家、学者和媒体的强大支持，使新自由主义成为世界性霸权话语甚至主流道德规范的一部分，而其对立面——西方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制衡资本的“不同声音”几乎被彻底消音。 应该注意到，西方政治家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倡导全球化的动机与跨国资本不同，其背后的思想支撑是现代化理论。西方研究国家现代化的很多理论家相信，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不只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社会新阶层出现的过程；新出现的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商业精英和中产阶级会成为推动社会政治走向西方式民主化的重要力量。换言之，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最终实现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即所有的国家都实现西方式自由民主，这是克林顿团队推动中国加入WTO的主要动机之一。秉承克林顿的发展思维的奥巴马在其就职典礼上曾经踌躇满志，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上一辈人击退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他居高临下地喊话“你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只要你们放手，我们就愿意帮忙”。 但是，盘点近40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效果，这些政治和学术精英惊讶地发现，世界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想象发展。有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最大的“恶”在于它引发国家间的“底线竞争”，因为，跨国资本成了超越国家主权的超级权力，他们运用手中的投资“奖励”了“坏”的政府——即那些对工人的利益和环境、资源保护不足的政府。从理论上，这不但动摇了西方理论家信仰的“经济发展必须和民主相伴而行”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且导致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承压”。 奥巴马离职演说时完全失去了就职时的意气风发，他无奈地承认了自己的政策失败，他说，二战后基于法制、人权、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原则建立的世界秩序目前正在受到挑战，挑战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号称伊斯兰代言人的狂热暴力分子”；其次是“外国资本中的独裁者，（他们）将自由市场、开放的民主政体和公民社会视为威胁他们权力的眼中钉，他们开始挑战民主秩序……”。 然而，学者和政治家的自我反省力量并不足够强大，真正推动反全球化的力量——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当选的决定力量，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受损的下层民众。对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草根阶层尤其是制造业工人而言，新自由主义政策消解了他们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与本国资本长期斗争的成果，打破了西方社会阶级力量原有的动态平衡，将他们置于和发展中国家农民工的强烈竞争压力之下。不仅如此，在发达国家内部，全球化政策带来的移民和难民也受到精英阶层的欢迎，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往往比本土劳动者更愿意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低的工资。 不管从资本外移还是从劳动力内移的角度，新自由主义支撑的全球化显然已经成为西方社会资本规训劳动者的利器，这使得西方的工会失去了和资本的议价能力。同时，由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市场原则在过去的40年里，已经成为世界霸权话语和主流道德意识，获得几乎各个党派的认同，民主也就由此失去了对资本的制衡能力，比如在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仍然执行了保守党撒切尔夫人的改革路线。 2016年，这种沉闷而无奈的状况出现了转机：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同意就脱欧事宜举行公投；美国政治素人特朗普黑马突现代表底层发声。这像是上帝赐予的偶然契机，让权力重新回到了沉默的民众手中，于是，英美劳动者反资本规训的运动以民主选举的形式展开，并出乎预料地双双险胜。 实际上，虽然没有被社会主流倾听，西方学者已经对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劳动市场中资本的过度强势提出了警告，多个研究报告表明，过度劳动已经成为自由市场的“流行病”，这影响到了西方社会所珍视的家庭价值和工人家庭孩子的健康成长，英国社会态度报告研究表明，82%的受访者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多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孤独感上升，这令学界重新提出市场的道德问题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问题。 中国民众并没有发出反全球化的声音，但我们不能无视一个残酷的现实：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是被最弱势的群体——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默默吸收和吞咽了。中国2.77亿农民工与涌入西方国家的移民和难民一样，充当了跨国企业规训母国工人的棋子，但西方国家的移民和难民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可享有和所在国公民同等的权力（包括医疗保健、子女教育），而中国的城市居民却并没有像西方国家公民一样和农民工共担经济发展的副作用，农民工的孩子不享有在城市的平等教育权。因此，农民工的苦难是双重和跨代际的，除了过度工作的疲惫、伤痛和极度低廉的劳动报酬，几乎摧毁了这一代农民工自身的生命价值（富士康工人的14连跳是这种状况的诠释），在他们的身后还留下相当于整个英国人口总数6000多万的留守儿童和无数残缺的家庭，如此庞大的缺失健全童年的群体对中国未来社会形态的影响是目前无法估量的。另外，中国的环境和资源的承受力也几乎达到了极限，污染，特别是雾霾已经威胁到了人的生存。 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盛行的这近40年，世界经济总的发展速度可以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任何时期媲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但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也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而且个个都是在当前“政治正确”的框架下无解的难题。言行简单粗暴的特朗普当然不是最佳方案，他代言利益受损的下层民众的诚意也还需要时间观察，然而在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前，他或许就是合适的替代方案。但是，可以肯定，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及在过去40年变得更为富有和强大的跨国资本等反对力量不会让他好过，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资深财经媒体人，邮箱：zhangxiaocai2010@hotmail.com。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