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与台静农的“总角之交” （摘自《人民政协报》2014-04-21期12版“友情与国是”一文，作者是李霁野先生之子李方仲先生，略有删节） 在父亲留下的文字中，提到台伯伯的地方有约750处，其中文章和诗词中约400处，书信中约350处。 父亲把自己和台伯伯的友谊称为“总角之交”，有着近90年的历史。 父亲曾这样回忆：“据说还在一二岁婴儿时期，我们的父母有时抱着我们相见，彼此就知道相识而笑了。”这样惬意的回忆总会不时出现在父亲的文字中。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被列入中国世界语之友会成员，并被推荐担任天津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而他接触到世界语，台伯伯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那是在1923年初，他初到北京，一时没有学校可上，除自学英文外，偶然也到北京大学一院去偷听功课。他从台伯伯那里得知，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在教世界语，他决心跟着学，达到“只能说十几句话，读点浅显的东西”的程度。父亲和鲁迅先生的初交，就是因为翻译了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的剧本《往星中》去向鲁迅先生请教开始的，而这个剧作的英文本是台伯伯给他找到的。共同的好友韦素园生病，他们又一起陪伴他走完了一生的最后历程。抗战期间他们同在四川白沙，而后又同在台北共事。1949年父亲带着我们返回大陆。此后便是他们隔海相望的40多年。 父亲和台伯伯再次联系上已经是20年后了。1970年前后，他们还只是间接通信，略谈健康和生活情况。1977年12月，父亲得到台伯伯女儿台春怡从美国转寄来的信和照片：他所写父亲的旧诗《幽居》，他所画的梅花，这使他感到无限欢欣和无限悲伤，让许多往事涌上心头。特别让父亲记起在台北时到台家去看昙花，于是随手写了三首绝句，表现了他的心情和希望，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南北卅年两地分，时伤白发意难禁。 何当渡峡访君去，共庆晴空一片清。 1988年台伯伯的儿女又先后来访，父亲感慨道，这可以“稍慰别情，但是渡峡晤谈，在我们都是很有困难的了”。他在《从童颜到鹤发》一文中这样写道：“‘人生不相见，动若参于商’，杜甫的诗句成了我们生活的写照。静农在所画的梅花小品上题了宋人的两句诗：‘孤灯竹屋清霜夜，梦到梅花即见君’，目睹梅花，低吟诗句，在朦胧的轻梦中，我们似乎握手言欢了。” 台伯伯对父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的《静农书艺》就是托日本朋友带到东京转寄过来的，《东坡杂文》是他女儿1988年从美国来大陆时带来的，逝世前不久的新著《静农论文集》是托从台北来探亲的友人带给父亲的。另外，他还把自己的画像和抄录的我父亲的旧诗托人带了过来。父亲的几种校过重印和新的译文，也是几经辗转才到了台伯伯的手头。 到了1990年4月，父亲又辗转得到台伯伯想和他通电话的消息，但苦于家里没有安装电话。由于父亲对录音情有独钟，年轻时听到过萧伯纳的录音让他久久不能忘怀，还经常督促我利用在国外工作的机会购买一些语言和音乐方面的唱片以备后用。所以，他自然想出了互寄录音带的办法，这样，彼此间“除看看照片聊当见面，也可以彼此听听声音了”。于是父亲从当年5月到中秋，连续写了6篇文字，自己朗读，录下来。只可惜台伯伯只接到了前三次的录音，而他自己已经不能录音了。父亲非常珍惜这样的对话，当我1992年回国后，他还专门让我把他朗读的6篇文字全部录了音。 这是其中的一段： 至于晤面促膝谈天，恐怕只有在梦中实现了。说也奇怪，前些天我确实做了一个好梦，梦到我们在一处痛痛快快玩了一个下午，我们都还年轻，是否是骑驴郊游，记不清楚了。 醒后我想起一些我们童年的事情，其中一件是我们的母亲在我们小时，总给我们颈上挂一付银项链，下面是一把锁，大概是要把我们锁住，戴时总给我们嘱咐：“长命百岁！”母爱的力量也许可以使我们活到百岁，那时也许现代化的高技术能使百岁老人容易相聚。施肩吾的一首纪实绝句，对我们也就成为绝妙的预言了： 三十年前与君别，可怜容色夺花红。谁知日月相催促，此度见君成老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