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jingji.21cbh.com/2013/12-17/xONjUxXzk4NzcxOA.html 中国城市新分级：成都杭州等居一线 玉溪等居五线 第一财经周刊 2013-12-17 09:01:10 评论(1)条 移动客户端 核心提示：无论是传统一线城市还是新兴城市，年轻人选择在哪些城市创业以及他们所选择的创业门类将会对这些城市未来的竞争力起到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行政级别和GDP并不能恰当反映城市商业魅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第一财经周刊》用类似于PageRank的调查方式结合传统数据对400个中国城市定位排名，以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脱颖而出。 2011年3月，瑞士人狄可为来到中国，上任雀巢大中华区总裁，肩负起为这家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的任务。他陆陆续续在中国待过十多年，以他对中国的了解，履新之初他就知道，在中国他可以有很大的作为。 “瑞士只有700万人口，仅有北京的1/3，如果中国的人均销售额能达到瑞士的数值，那么中国市场的收益不言而喻。”在谈到中国市场的潜力时，他曾做过这样的对比，而他也曾经担任过雀巢瑞士总裁。 事实上，几乎每个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时都会惊讶于中国的城市数量之多以及人口规模之庞大。对他们的国家来说，可能超过百万人口已经是大都市，而在中国，能称得上“大都市”的城市的人口数似乎都要再加个零，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超过100个。如果拿具体城市来对比的话，法国首都巴黎有220多万市区人口，而这一人口规模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地级市江苏无锡或者湖北襄樊；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有300多万市区人口，大约相当于中国中等人口规模的省会城市济南或者哈尔滨。 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是吸引大公司来到中国的原因之一，对它们来说，这些人口既意味着这里有数量无可比拟的消费者，也意味着这里有数量庞大的人才和劳动力。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报告，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可以到达近7亿人。 但是当大公司想要为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寻找更多的参考指标时却发现，它们难以找到一个针对数量如此之多的中国城市的现代意义上的分级和分类。在中国，当人们要定位一个城市或者划分城市等级时，首先考虑的会是它的行政级别，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跟中国城市的形成原因有关。台湾经济史学家赵冈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的形成更多是基于行政驻地和军事驻点，政治和军事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资金、人才、货品、信息交流之地。英国着名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就把城市定义为“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系统”。 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城市的发展事实上也正在冲破行政级别的枷锁，更加贴近现代意义上的由商业驱动的都市。这种突破意味着，依据工商业繁荣程度对城市进行分级已经成为可能，而且必要性也越来越迫切。 这是《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决定从公司和公司人角度对中国除传统一线城市之外的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00个百强县共400个城市进行详尽调查的原因。 从3月份开始，《第一财经周刊》从《财富》500强企业和中国100强企业中抽取了285家大公司进行了走访调查，考察了它们在中国的区域布局和未来的战略重点区域，以及它们对中国城市未来成长性的认识； 与大公司密切相关，《第一财经周刊》还调查了银行、房地产、汽车、奢侈品、零售连锁、酒店、快时尚等多个领域的140个一线品牌在全国的城市分布，考察了它们进入的城市数量和开店的数量； 公司人方面，《第一财经周刊》则调查了来自北上广等传统一线城市的1000多名年轻公司人，考察他们在现工作地之外乐意去工作和落户的其它城市，我们认为，他们的意愿能够反映出这些城市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此外，我们还搜集整理了400个城市的2012年GDP规模、2012年居民人均收入、《财富》500强企业落户的数量、211高校数量、国际航线的数量、外国使领馆的数量、机场吞吐量等，我们认为这些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能力、教育资源和经济活跃程度。 在这些一手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对400个城市进行了一线品牌进入密度、一线品牌进入数量、GDP、人均收入、211高校、《财富》全球500强进入数量、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排名、机场吞吐量、使领馆数量、国际航线数量共10项指标的单项排名。 其中，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是依据将具体某个城市列为重点战略城市的大公司数量进行排名； 一线品牌进入数量的排名只计算进入的品牌数量，不计算单个品牌的店铺数； 一线品牌进入密度是先将每个品牌在一个城市的店面数除以这个品牌在全国总店面数，然后再将140个品牌数据相加，得到一个城市的品牌密集度值，再按照此数据进行排序。 在这十个单项排名的基础上，我们又计算了每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具体计算方式为(一线品牌进入密度名次+一线品牌进入数量名次+GDP名次+年人均收入名次+211高校数量名次)×0.2+(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名次+机场吞吐量名次+外国领事馆数量名次+国际航线数量名次)×0.8=城市综合商业指数。之后，我们对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名，指数越低则排名越高，最后得出了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排名。 基于这个排名，我们对400个城市进行了全新的分级。 其中“新一线”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济南等15个，它们或为直辖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中产阶层人群，以及可观的政治资源；或为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多个省份具有辐射能力，有雄厚的教育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便利的交通；或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便利的交通和独特的城市魅力。这些城市理所当然也是各大公司的战略要地。 二线城市为浙江宁波、云南昆明、河南郑州、吉林长春、安徽合肥、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常州等36个城市，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描述，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从现代的城市意义上讲，这些城市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商业活跃度相对较强，对大公司、大品牌和优秀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它们也正在或者即将成为未来几年大公司布局的重点。 三线城市为海南三亚、海口、浙江绍兴、内蒙古鄂尔多斯、新疆乌鲁木齐等73个城市，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省域内的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级市和全国百强县，也包括一些西部地区的省会首府城市，它们的人口规模多数也都在百万以上，拥有一定的居民消费能力，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大公司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线城市为浙江台州、衢州、江苏太仓、河北张家口、广东湛江等76个城市，这些城市以中部地区的地级市为主，也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依托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或者资源性企业，居民的消费能力处于增长过程中，在大公司和大品牌的战略中，它们往往要依托于区域重点城市的辐射，但是它们本身对中国本土的中等规模的企业和二线品牌有一定的吸引力。 五线城市为云南玉溪、安徽铜陵、安徽宿州、山东菏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等200个城市，他们多数都是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够便利，成规模的企业数量有限，辖区内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各自正在探求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这种城市分级方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行政级别的划分，比如广东省中山市按照行政级别划分，只是一个县级市，处于最底端，但是在我们的划分中，中山市则属于二线城市。 而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种分级方式也摈弃了以GDP论英雄的单一指标分级，而是综合了人均收入、教育资源、大公司和大品牌的选择等多项更具现代商业意义的指标。比如仅就GDP规模而言，河南郑州在山东济南之上，但是在我们的排名中，济南要高于郑州。 大公司投资于某个城市，以及公司人选择把自己的未来投资到某个地方，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之上，我们认为，这也是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种未来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而外国领事馆数量、国际航线开通数量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信心。 成都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就跟这种信心有关。在我们调查的大公司战略重点城市中，成都在“新一线”城市中高居榜首，而在吸引到的《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中，成都也以248家位居第一。在公司人的意向工作城市中，成都也跻身前三甲，而且成都70条国际航线数量和10个外国领事馆数量在“新一线”城市中也都高居第一。 如果说城市是资金、人才、货品、信息交流之地，以这些指标来衡量的话，成都也都表现抢眼。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成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890亿元，占全国1.6%；实际利用外资85.9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7%；进出口总额为475.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2%。2012年，成都市的流动人口达到465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超过28%；成都拥有50余所高等院校，每年可向人才市场提供16万左右大学毕业生和10万余专业技术工人。2012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317.7亿元，在“新一线”城市中仅次于人口规模更为庞大的重庆和天津。 成都所表现出的这种城市商业魅力，也让它被《财富》杂志选为第12届财富全球论坛的举办地，在此之前，该论坛曾经在三个中国城市举办，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和香港。“去年《财富》杂志将成都评为‘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这表明成都在科技、金融、物流、外包、通信还有其他诸多行业及领域成功确立了令人敬佩的地位。200余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就是一个卓越的成就。正因为这些原因和诸多其他因素，我们选在成都举办第十二届《财富》全球论坛。”《财富》杂志总编辑苏安迪说。 如果跨国公司代表了一种外来的和相对前沿的视角，那么民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对于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则更具有切实意义，在这一点上，各“新一线”城市之间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比如2012年武汉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总量的比重为41.2%，南京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39.9%；成都相对较高，超过58%。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无锡，这一比重已经达到64.2%；在浙江宁波，这一比重更是已经超过80%。 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带来的外商投资增速放缓，在未来几年，民营企业之于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必将进一步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传统一线城市还是新兴城市，年轻人选择在哪些城市创业以及他们所选择的创业门类将会对这些城市未来的竞争力起到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成都在手机游戏、杭州在电子商务、武汉在光电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先行一步，比如成都有大大小小七八百家手游企业，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120亿元，杭州约有30万网商，2012年电子商务产业实现增加值233.38亿元。 但是，无论是创业者的数量和创业企业的规模，还是创业者所涉足的领域之广泛和前沿，这些城市还都无法与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等国内创业最活跃的地区相提并论。比如在北京中关村，每年发生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案例均在全国的1/3左右，2012年在境内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就有62家，占到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的1/7。 不可否认，与成都、武汉、沈阳等“新一线”城市相比，北京、上海等传统一线城市仍然是资本、人才、信息等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着最丰富的教育资源，聚集着最大规模的优秀人才，这里的信息交流更密集，投融资更加活跃，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创业者追求成功的欲望也更加强烈。 对于新兴城市来说，如果说吸引大企业入驻更多是依赖本地的人力、土地等资源以及区位优势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那么创业的活跃和民营经济的繁荣则更多地依赖于人才的聚集、投融资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城市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优化。两相比较，前者更多属于城市硬件、先天优势，后者则更多地依赖于城市软环境的建设，而后者更有利于一座城市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整体而言，我们希望这个新的城市分级能够帮助公司和公司人发现那些之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城市，发现人才和资本正在往哪里聚集，发现不同城市的信息容纳能力，当然也发现不同城市不同的物资集散功能，从而能够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仍将致力于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报道商业意义上的中国“新一线”城市，以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城市未来发展趋势，把握中国商业发展的脉络，把握中国经济的未来，为读者创造更多的价值。 返回21世纪网首页>>
北上广深房价居高不下 离开还是坚守？ 中国网 www.china.com.cn 2013-12-23 06:58 导读：上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全国房价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房价同比涨幅依然居高不下。新华社在年终报道中称，2013年“调控未曾放松，房价照涨不误”，首次置业和首次改善等刚性需求成为助推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每年，一批批的年轻人为了梦想，涌向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他们大都收入微薄，却要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他们中有些变成了所谓的刚需人群，为一线城市的楼市输送源源不断的弹药，有些则收拾行囊悄然离开。北京青年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几位“北漂”80后，他们的北京故事是一代“城市新移民”的缩影。 故事一 “东西打了8个纸箱 终于要滚蛋了” 高泽卉，典型的两广人，黑黑的皮肤，瘦小的身材。2003年，她从广西南宁考到北京上大学，学了四年的土木工程，2007年，她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她的大多数同学都去了设计院或者设计事务所，因为不想再整夜画图，高泽卉最终没有选择一个和专业相符的工作，而是去了一家4A广告公司。 相对于枯燥的画图，国际广告公司的气氛更加适合年轻人。4A公司的招聘也不容易，几十个实习生只有几个人能够留下来，薪酬4500元一个月，在当时对于她的同学来说工资已经属于不错了，除去租房1000元(合租)，她也完全能够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她在北京的第一次买房完全出于偶然。就在工作那一年，一个同事突然告诉她，自己在燕郊买了一套房子，邀请他们小组的人一块儿去看看。 一群人跑到燕郊上上城项目售楼处，一到就被热闹的场景镇住了。售楼处全是看房的人，几十名客户经理不停地在人群中穿梭，高泽卉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就一种感觉，有便宜不占是傻子。 59平方米的一居室，单价4300元，总价25万。“自己不是北京户口，如果能够赶上燕郊这趟车，就能解决户口问题了。”因为和父母的理念不同，买房的事情高泽卉没有告诉父母，而是选择向朋友借钱。第二天，高泽卉火急火燎赶到燕郊，交了4万现金，刷了1万信用卡。“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哪儿来的勇气，也颇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高泽卉说。 让高泽卉萌生离开北京的念头，缘于一次回去参加南宁同学聚会，看看原本默默无闻的同学一个比一个混得舒适，反而这些考上大学、看似起点不错的同学，一个个都越来越普通。“当时留在北京也就是一口气，觉得要混出人样回去，不能灰溜溜地就回来了。现在看来，大家都高估了自己。”这几年，父母不时在耳边念叨，孩子们离家太远，老人有个三长两短也指望不上他们。每次念叨完，高泽卉总要大哭一场。 高泽卉和丈夫都是广西南宁人，闯荡的艰辛无处不在。在北京，她和老公工资加一块每月到手15000元左右，刨掉房租、开销，一年也就剩个五六万。每年两人春节回趟广西，光交通费就要一万，加上过年消费、孝敬父母，一年到头没什么积蓄。“这不就是农民工的挣钱方式吗，一年挣的钱在春节一个月花光。” 最终，高泽卉夫妇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换房”。燕郊的房子也不再留恋，北京户口彻底破灭了。2011年，高泽卉选择6500元单价卖了房子。买房子的人是一个内蒙古的女孩，在北京一家服装设计公司工作。在陪着一块儿签合同、交房款、交钥匙的过程中，高泽卉和那个女孩也聊天，女孩对房子的憧憬和自己3年前“一样样的”，恨不得当时就交房装修。当然，高泽卉没有说燕郊一点不好。“总不能主动给别人砍价的理由吧！” 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2012年，为了给回去做好准备，高泽卉在南宁市中心的高档小区买了一套两居室，6000元/平方米，85平方米的房子加上赠送面积，总计约95平方米，用燕郊的卖房款付了首付25万，剩下20万贷了款。 现在来看，高泽卉的房子又卖早了，现在燕郊的房子单价又到1万了。房子卖了两年了，依然有燕郊的中介打电话给她问她卖不卖房子，可见现在房子的热度。经历了北京房价的起起落落，在高泽卉的概念中，房子更多成了投资品，投资与回报才是她最关注的，“虽然我不是同学里工资最高的，但是应该算是赚得最多的了，毕业后三年的时间里通过一买一卖就轻轻松松地赚了20多万，和白捡的一样。” 一次冲动的决定，令人沮丧的交易时点，但好歹结果还不坏。 “离开北京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打了8个纸箱子。我们痛哭了一场，终于要滚蛋了。但是，现在看来，回南宁是一个理智的决定。”现在，高泽卉夫妇已经分别在南宁上班了，一个考了当地的公务员，在测绘单位上班，一个在一家广西当地的房地产公司当营销经理，两人加起来一个月不到1万块钱，不过生活品质要比北京高很多。首先他们不用租房住了，父母各家都有两套房，两人就住到了原来男方家为孩子准备的新婚房中。高泽卉把自己买的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做成了精品学生公寓，租给四个大学生，一个月能够收到房租2000元。这些钱除了还房贷还能多出500元。 “在北京，你拜访一个朋友，你得规划出一天时间。但在南宁，就是一脚油的事情。”现在高泽卉每天关心的是美食和旅游，压力小了不少。“在北京，同样的钱只能住在河北郊区，但是在南宁可以住在市中心的高档小区，一家人在一起，在北京这个梦想实现起来太难了，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 故事二 约5点打麻将 4点半人齐了 小伙伴都惊呆了 相对于高泽卉这些奋斗“屌丝”，王鹏生活更富足，不过他最终也离开了北京。 王鹏出生于富裕家庭，父亲是上市公司高管，就是行情软件中按下“F10”能看见人名的那种。2007年，大学一毕业，他就去了一家媒体工作，当一名体育记者。为了在北京有个家，父亲出钱，给他在蜂鸟社区买了一套小户型。 这个位于海淀区万柳的小区，当年也是北京数得上的豪华小区，买的时候房价也已经到了18000元/平方米，50平方米的一居接近90万。而现在，因为学区房和出色的周边环境，房价已经到了8万/平方米了，目前依然有不少中关村的创业大佬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对于一个屌丝来说，他的北京梦就是一套房、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对于高富帅来说，他的北京梦可能更多，他想的是功成名就。2010年，王鹏决定创业，做一个垂直的球鞋电商网站。北京人工太贵，王鹏把公司开到了成都。在这里，一个网站编辑的工资只需要3500元，而在北京成本要增加一倍。 但电商的烧钱速度超过了王鹏的想象，每个月要亏损10万。王鹏和几个合伙人凑的两百万创业资金很快就没有了。为了让梦想继续，当时的王鹏只能选择卖掉自己蜂鸟社区的一居室，50平方米卖了200多万，还掉贷款还剩150万左右。“现在来看，房子当然卖亏了，但是当时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公司账上的钱还有两万多，连工资都不够了。” 但是，很快钱又烧光了。2012年，他又选择卖掉了自己在亦庄的一套联排别墅。这套别墅是当时王鹏父母资助买的，想的是退休后来北京与王鹏一起居住，而现在王鹏已经彻底放弃回北京，当然，别墅空着也没有意义了。三年之内造掉两套房，简直太疯狂了，很多人在北京干了十年都没有攒下两套房。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鹏总是喜欢这么自我安慰和自嘲。不过在王鹏看来，自己至少从生活来看，这几年过得很精彩，也很惬意。“成都这个地方，你约了5点打麻将，4点半人就全到了，当时我都惊了。在北京，你约个6点的饭局，8点才能开饭。两个城市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 故事三 不想再给房东打工了 过几年再换套大的 邢阳阳是个东北姑娘，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离开过长春。可是，到2007年毕业的时候，在北京上大学的“竹马”男朋友在中关村的一家国企找到了工作，不打算回东北了。为了爱情，阳阳不顾家人反对“漂”到了北京。 两个“北漂”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在哪儿？因为阳阳没有工作，租房的地点就选择了西边，方便“竹马”上班。“3000块钱一个月，我男朋友一个月的工资才5000块”，阳阳的男友是典型的IT男，不愿意女朋友为生活烦恼，能做的就只有工作之外接些外面的活儿。 在繁华的北京城，找工作也并不容易，阳阳最终选择了开网店卖婚纱。生意渐渐有起色后，又有了新问题。虽然没有开店的成本，但总要有个地方能让客人试衣服，原来的房子不够用了，于是再换房。2011年，快到春节的时候，房东打来电话，租金又涨了，“5000元一个月，感觉每天辛辛苦苦都是在给房东打工。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买房。” 阳阳咬牙“炒”了房东，在东五环重新租了套两居室，月租金3500元，“房子挺满意，还是新房，就是苦了男朋友，每天要多花两小时坐公交到中关村上班”。2012年，阳阳和男友领了证，工作稳定的IT男也满足了“北漂”在北京买房的各种条件。“17000元一平方米，在东坝买了一个LOFT，不到50平方米，首付几乎花光了这些年我们的所有积蓄”，阳阳的语气既幸福又无奈，“我觉得自己也是北京人了”。 不过，阳阳并没有住进自己买的房，而是选择了当房东，“太小了，不好住，只是觉得必须买一套房”。阳阳的房子月租金2800元，基本上跟自己要付的房租打平。“再辛苦几年攒点钱，把现在的小房子卖了，换一套大的，还要在西边，离我老公单位近一点。”这是阳阳的新计划。 记者观察 城市新移民的十字路口 日前，国际人力资源机构ECA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评估了外派工作人员在全球440个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北京和上海的生活成本全球排名均在20名以内。其中北京名列第15位，上海排在第18位，广州和深圳分别列为第38位和第40位。而大家称道的国际大都市美国纽约在全球生活成本排行榜上名列第50位。 昂贵的生活成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数据显示，在北京，一张电影票要90元左右，这个价格低于东京，但比中国香港贵30元左右，比新加坡贵40元。在北京和上海购买一升牛奶分别需要25元和26元，而在东京和新加坡只需要大约16元。 这份评价报告并没有包括房租成本。如果考虑租金，北上广深的人们可能生活压力更大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上周发布的《住房绿皮书》研究报告，截至今年9月，北京的住房租金指数已连涨55个月，租房者可支配收入的54%用于房租，换句话说，家庭平均1元可支配收入中，租金高达0.54元。 在微信的朋友圈中，不时有人发消息称自己将离开这个城市，中间夹杂着不少的不舍。北上广深，作为中国内地最具包容性的四座城市，承载着年轻人的梦想，让这些城市充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城市“新移民”。一方面，是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户籍制度的隐性福利、似乎唾手可得的成功机会；另一方面，是肆无忌惮的拥堵、高居不下的房价，让人透不过气的生活节奏。坚守或者离开，似乎都要有足够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