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hprc.org.cn/cnki/zdsj/200906/t20090610_7540.html 自16世纪末,俺答汗引入藏传佛教后,藏传佛教很快在蒙古地区流传开来。清代康雍乾三朝,藏传佛教继续发展并达到了顶峰时期,成为影响蒙古地区政治生活,支配蒙古人精神生活的强大宗教势力。藏传佛教的经典和教义也成为蒙古人处理一切事情的准则。然而,到了近代,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却呈现出日益衰落的趋势,其原因之一是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一、晚清时期蒙古人限制藏传佛教的主张 晚清时期,蒙古游牧社会处处呈现出衰退凋敝景象,引起了蒙古人中有识之士的警醒。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是较早认识到藏传佛教负面作用的蒙古人。他批评蒙古人“人人都幻想成佛,反而落在他人之后,却仍然不觉醒。那佛岂是人人皆有缘分的吗?还不会爬的时候,就整天幻想如何展翅高飞,这与不求进取,封闭自己的前行道路,又有什么两样呢?”[1]3—4尹湛纳希是较早批评藏传佛教的人,从他的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一些蒙古文化人已经意识到了藏传佛教的教义教理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一些蒙古人相继提出了一些新政措施,并针对藏传佛教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主张。光绪三十年(1904年),蒙古土尔扈特王帕勒塔提出“筹拟蒙古新政十二条”。其中第十一条是:“蒙古各部落民间子弟除孤子不令当喇嘛外其愿当喇嘛者限兄弟二三准其一人兄弟五人准其二人如兄弟过五人者不准加充喇嘛。”[2]同年,科尔沁左翼前旗扎萨克棍楚克苏隆的奏折“条陈自强办法”的第一条就提出“取缔宗教以祛迷信”[3]。 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科尔沁左翼前旗扎萨克多罗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上“条陈蒙旗兴革事宜”奏折,认为蒙古贫弱之根系藏传佛教所致,故奏折第一条就要求“宗教上之取缔”,即严格限制藏传佛教。他指出:“信教自由,本东西各文明国之通例。蒙民之以佛教为宗教,始于元代,至今六百余年。初不过佛法平等戒杀好生,借以化其残暴争陵之气。乃日久相延,迷信日众,学佛者踵趾频仍,除讽诵经咒外,别无研究;以至不事生产,愚陋日甚,贫弱之根实基于此。急欲图强,非取缔宗教不可。取缔者非禁止之谓,以后先定学佛规则,凡蒙民出家必由本旗长官查验,年至五十岁以下,有弟兄四人实无业可执者,方准披薙。如此限制之,则信教者仍不失自由之旨,而迷信之风亦可稍戢,由愚而明,由弱而强,庶几近之矣。”[4]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有署名“蒙裔之多份子”的蒙古人在《民报》发表《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措词尖锐地批评藏传佛教,认为“彼满人者其果持何政策以灭我蒙古而使之永坠于九渊乎要非一二事所能尽……而其最阴险无形者则莫如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视白人待埃及波斯安南印度之灭种政策尤高出万万夫白人之灭人种族也大都出以残酷之手腕盖人见之而盖人知之若清朝之灭我蒙古种族其政策则玄微窈眇非直不足以激怒又使我蒙族心悦诚服焉纵有一二窥见隐微者亦止饮泣茹悲莫敢发难二百年如一日……”[5] 从上述要求改革藏传佛教的呼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对藏传佛教提出改革主张的主要是蒙古王公中的少数开明人士。这些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怀疑、批判乃至谴责,代表了一部分蒙古人对藏传佛教认识的转变。这种转变无疑推动了民国时期对藏传佛教的限制与改革思潮的形成。 二、民国时期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认识 民国时期,随着内蒙古社会政治的急剧变迁,文化教育事业的继续发展以及民族民主思想的传播,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他们普遍认识到造成蒙古民族经济文化落后、丧失尚武精神、人口减少、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藏传佛教的盛行。同时,蒙古王公贵族包括僧侣阶层在内,也普遍认识到藏传佛教的负面影响对蒙古民族发展所造成的阻碍作用。因此,在内蒙古社会内部开始形成一股改革藏传佛教甚至反对藏传佛教的社会思潮。与清末相比,民国年间对藏传佛教的批评更加猛烈,参与人员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发展教育,对藏传佛教进行限制与改革,已成为社会僧俗阶层的共识。 蒙古族著名学者罗布桑却丹对藏传佛教的消极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蒙古人生活在醉梦之中。人人都一心一意希望成为佛爷,除此而外无论何等好的书籍,都是不相信,而且根本听不进去,更不要说为之心动。考察如今的蒙古人,将顶礼膜拜(佛教)作为大本事,少有其他本事。喇嘛教的兴盛,已经使蒙古人的智能向后倒退了几万年。(这真是)让灵魂脱离活着的躯体,走向阴间之路。蒙古人中,十之有七,都想成为佛爷。”[6]361—362他指责“喇嘛们把非永生、皆虚幻之类的说教在老幼妇孺间说来道去,日久天长,使人们的习性变得特别懒散,意志变得特别懦弱”,“蒙旗各地有如此众多的白吃闲饭的人怎能不贫困下去呢?无论何等富庶的国家也不可能养活起这么多坐享其成的人,……喇嘛们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怎能不使蒙古民族走向衰亡呢?”“导致蒙古人走向衰亡的正是喇嘛”[6]174—175。 1930年,一位蒙古族知识分子以“飞航”的笔名发表了《喇嘛教的害处及废除的方法》一文,尖锐地批评藏传佛教,指责蒙古人对“什么叫做人类竞争,什么叫做谋民族之进展,一点都不过问,简直把全个蒙古,都变成了神境鬼蜮,所以蒙古人口才一天比一天的减少,蒙古的生计才一天比一天的困贫,结果才弄成了现在的地广人稀,引起列强侵略的野心,将有丧地灭种的危险,这不都是信仰喇嘛的害处吗?”[7]1935年,蒙古族留日学生昭儒图在《风雨飘摇中的蒙古》一文中指出,蒙古人“一部昏迷于喇嘛教之毒素,他们终年累月,只知念经奉佛为人生极乐境域,不知利用环境,改造时事,以求物质进展,将来为本身之利益,更不识后世继嗣将绝,人口减少种族存废之关键,徒赖助他人不求进境,而甘心退缩,度此生辰,殊为可惜”,他警告政府“现在再利用喇嘛教以迷惑蒙民,使有绝对服从,并避免生一切民族运动等项,那愚昧的政策,毒辣的手段,运用于现在恐怕不及以先那样灵验有效罢!同时那愚鲁的民众亦不能过去似的坐依(以)待毖(毙)任人之饵。请有意扶助弱小者,改变开诚布公切实扶助之方针罢!不要再作那理想中黄金色的美梦了”[8]。留日蒙古族学生讷木格祺在《我的觉悟》一文中也提出,蒙古人的缺点之一就是“喇嘛教的遗贻”,认为“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不能受任何威权约束,惟我蒙古民族受清朝愚弄,对于喇嘛教,迷信酗醉,二百余年终日诵经念佛,消失民族刚毅勇敢的特性,减少民族繁殖荣华的成分,所以演成今日弱小”[8]。 1930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蒙古会议上,来自内蒙古各盟旗的代表提出了很多改良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经济文化的提案。这些提案中关于改革藏传佛教的内容占相当大的分量,反映了当时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认识和改革的主张。昭乌达盟代表提出“信教自由,本有定则,应订寺庙保管和监督条例,惟须奖励青年僧众就学以求人口之繁殖,而灭酷深之迷信”⑤35。漠南地区最有影响的章嘉呼图克图也认为藏传佛教的盛行导致蒙古民族人口减少、经济衰退,是北疆危机频现的原因之一。他说“以信教而论凡一家居民无论王公民众充当喇嘛之男子实占多数如此制度行之年久人人印入脑筋于唪经传教固属至佳于国防上宜应注意体察利弊”⑥,活佛指出,周围强邻环伺,若不改弦更张,危亡之祸迫在眉睫。在1930年的蒙古大会上,他提出了“改善宗教案”(章嘉呼图克图提案),建议,“可由蒙藏主管机关于各地方设立讲演所及游行讲演并将讲演材料印成小册使之家喻户晓知信教自由之利益地方人民愿当喇嘛者听如不愿充当者仍不使专制强迫之举以养成固教御辱之知识能力则改善宗教实以保全宗教也”⑦。 民国时期,对藏传佛教的进一步批评与反对,集中反映了喇嘛对蒙古族人口繁殖、经济发展及国防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提倡限制喇嘛人数以增加人口及信教自由。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主张,在当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推动了民国后期对藏传佛教的限制与改革。 三、民国后期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限制与改革 在僧俗上层的共同努力下,至民国后期,蒙古人对藏传佛教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与改革,其内容大体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传统寺院教育的改革 据《西科前旗事情》记载,葛根庙在庙僧侣文化程度统计如下[9]523: 精通藏文者95粗通藏文者296全不谙藏文者49计440 精通蒙文者4粗通蒙文者16全不谙蒙文者420计440 精通满文者0粗通满文者2全不谙满文者433粗通满语者7计440 该统计数据显示,葛根庙喇嘛中,有约67%的喇嘛粗通藏文,而粗通蒙文者仅占总数的3.6%,绝大多数喇嘛不识本民族的文字。兴安南省的一份文件解释了这一时期蒙古人对喇嘛普及国民教育的原因。该文件指出: “以蒙古人而读藏文经卷,荒谬已极,加以经义深奥,佛理无穷,综费数十年苦功,孜孜研究,尚恐不能彻底了解,其格格不入情形可想而知。查世界各种宗教如天主、耶稣教等,盟邦日本帝国之佛教,再我国内佛教、道教等,莫不以本国或本族文字为经卷。唯有蒙古之喇嘛教,舍本族固有文字而不用,竟以远在万里之西藏民族文字为经卷,居为奇货,沿用至今。”[9]524 这种怪现象出现在内蒙古地区,显然不利于蒙古民族和藏传佛教的长远发展,蒙古人意识到必须要改变这种局面。但是“使之骤然舍弃藏文,就读蒙文,事实上亦非易举。暂就简而易行者诱掖向前,则事半功倍,似为妥当。即于每处喇嘛庙选定一名或二名通晓蒙文之喇嘛,委为教师,使担当授读蒙文之任务,利用喇嘛闲暇时间,集合青少年喇嘛,授以简易普通之蒙文课本,使其识字为第一步。迨识字普及之后,自能引起就读蒙文经卷及其他蒙文书籍之兴趣,如此不仅对识字运动予以协力,即对将来喇嘛教改善上亦不无小补”[9]524。 对传统寺院教育的改革集中在20世纪30—40年代,改革内容主要是对喇嘛进行国民教育,即普及蒙文教育。1940年(成纪735年)12月2日,蒙古佛教研究所附设喇嘛学校正式开学上课,招收青年喇嘛学生入学,其中大召12名、乃莫气召3名、舍力图召(席力图召)9名、巧尔齐召4名、弘庆召1名①。学习科目是蒙文、日语、佛学史略、经典、史地、实业常识、音乐①。蒙疆乌兰察布盟于1941年在百灵庙召集辖下各王府、各旗公署及喇嘛代表,召开了关于复兴蒙古民族对策的会议,结果形成对喇嘛僧侣改化善导的一致意见。决定对喇嘛僧侣施以教育训练。为期3至6月的第一期训练所有50名喇嘛参加,以后,每3至6月为一期,将不断举办[9]529—530。同年,兴安北省在名刹甘珠尔庙开设喇嘛国民学校,招收省管下各旗8岁至20岁的优秀喇嘛70名[9]526。 1942年,土旗公署为提高喇嘛素质,令管内青年喇嘛白天入旗立厚和、豪特两级国民学校受业,夜间诵经。入学者10人,其中,巧尔气召3人、大召5人、乃莫气召2人,年龄均在10—19岁之间①。同年(成纪737年3月),锡林郭勒盟公署规定“四十岁以下的喇嘛应该学习蒙文三年”②。同年,由蒙疆地区有影响的喇嘛牵头,在僧俗阶层的共同努力下,筹办了8所喇嘛学校,分别是四子部落旗的满都拉苏莫分校(招收儿童16名)、西拉穆仁苏莫分校(13名)、哈布其拉苏莫分校(17名)、西苏尼特旗的浩希敖苏莫分校(20名)、镶□旗的浩特拉特尔告穆苏莫分校(16名)、西甲郎喇嘛青年学校(20名)和郭王喇嘛学校(现有学生13名)学习内容既有蒙文、日语、精神教育、时事常识、宗教、算术、历史、体操等[9]527。兴安南省规定“旗长对所属各庙就读蒙文之喇嘛,得举行定期或临时考试,以便考核其成绩”[9]514—515。1943年(成纪738年),巴彦塔拉盟长补英达赖奉兴蒙委员会指示,批准厚和喇嘛印务处设立喇嘛学校①。 对于蒙古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传统的寺院教育正在阻碍蒙古社会的发展。民国末年对传统寺院教育的改革,从表面上看,通过改革,提高了喇嘛素质,促进了藏传佛教的本土化,使藏传佛教得以更好地发展。但是这些改革措施更深层的目的在于提高蒙古民族整体素质,弘扬民族文化,并推动国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世俗教育向寺院教育阵地的成功渗透,本身就是一种里程碑式的胜利。它彰显出在文化教育领域里寺院教育的封闭性和落后性。受时代潮流的冲击,藏传佛教神圣的社会地位正在下降。 (二)对出家为僧资质的限定 民国时期的藏传佛教虽然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但在民间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喇嘛人数仍然非常多。据统计,在内蒙古东部,当时的“满洲国”境内有喇嘛庙994座,喇嘛人数达27 848人,喇嘛占蒙古族男性的比例是4.7%[10]34。在内蒙古西部,当时蒙疆政权管辖区域内共有436座喇嘛庙,32 027名喇嘛[10]77。在深受“蒙古人想让孩子成佛而让他们当喇嘛这种根绝后代之苦”[1]的蒙古人看来,减少喇嘛人数,整顿喇嘛队伍,提高喇嘛整体素质是实现规范藏传佛教管理,振兴民族的有效手段。减少喇嘛人数主要是通过对年龄、人数和学识上的限制实现的。 对年龄的限定。过去,很多男性儿童在未成年之际,就被父母强行送到寺庙出家为僧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现象不符合当时社会上提倡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而且也是喇嘛人数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1930年召开的蒙古会议通过了《蒙古喇嘛寺庙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得登记为喇嘛”⑥。伊克昭盟准噶尔旗提案“限制充当喇嘛案”认为“本旗人民复以生计困难幼年儿童被迫而充当喇嘛者所在皆是危害种族前途莫此为甚”。因此,提出“凡未成年儿童一概不准充当喇嘛成年后须出于自动尊长不得干涉:现在充当喇嘛而自愿还俗者悉听其便”。该提案经第五项第四次大会原案通过⑦。 对人数的限定。减少喇嘛人数,这是蒙古人改革藏传佛教最主要的目的。1942年召开的锡林郭勒盟公署《札萨克会议决定事项》②,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出家为僧的人数作了严格的限定:一般旗民的独生子不得当喇嘛;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孩子出家当喇嘛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见下表)。 乌拉特中旗也制定了自己的限制喇嘛条例———《乌拉特中旗诸寺庙喇嘛规定》③,其内容是:独生子必须是世俗人;两子之中,一个世俗人,另一个遵从父母意愿;三子之中,两个世俗人,一个喇嘛;四子之中,两个世俗人,一个喇嘛,一个自愿;五子之中,三个世俗人,一个喇嘛,一个自愿;六子之中,四个世俗人,两个喇嘛;七子之中,五个世俗人,两个喇嘛;八子之中,五个世俗人,两个喇嘛,一个自愿;九子之中,六个世俗人,三个喇嘛;十子之中,六个世俗人,三个喇嘛,一个自愿;十一子之中,七个世俗人,四个喇嘛;十二子之中,七个世俗人,四个喇嘛,一个自愿。 表1札萨克会议关于喇嘛人数的规定 子女数俗人数喇嘛数依据双亲意见之数备考 二名一名一名 三名二名一名 四名二名一名一名 五名三名一名一名 六名四名二名 七名五名二名 八名五名二名一名 九名六名三名 十名六名三名一名 十一名七名四名 十二名七名四名一名 本规则适用于满十五岁的少年 通过对学识的考察,裁汰不合格的喇嘛。20世纪40年代左右,著名的学问寺贝子庙规定“年满18岁的修业僧经喇嘛资格考试不合格者,以及不满6岁以下的幼僧,一律准许还俗(今年考试不合格者65名,6岁以下幼僧4名,共还俗69名)”[9]514。1942年,锡林郭勒盟十旗对14个寺庙的青年喇嘛进行第一次考试,结果有141名不及格。其中哈如勒查干庙共有36名喇嘛,考试不及格的有2名,而善达庙共有23名喇嘛,不及格的竟有20名之多。根据规定,这些没有及格的喇嘛被强行还俗[10]78-79。 蒙古人通过上述种种对出家为僧资质的限定,实现对喇嘛人数有效控制的既定目标。与清朝黄教鼎盛时期蒙人以当喇嘛为荣,“凡旗民子弟,除承嗣之男子外,必令充当喇嘛,每户一人至数人,王公台吉之子弟依然”④的盛况相比,民国时期蒙古人对喇嘛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近代内蒙古地区的蒙古人,从晚清时期开始呼吁改革藏传佛教,民国时期,无论是僧俗封建主,还是知识分子,对藏传佛教的负面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蒙古人通过对藏传佛教的限制与改革,改变了过去喇嘛只读藏文经卷,不识蒙文,不能阅读蒙文书籍的尴尬境地。同时,在藏传佛教仍拥有一定影响的地区,通过政府的限制与改革措施,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有效控制喇嘛人数,加快了藏传佛教衰落的步伐。这些限制与改革,虽然深深打上了日本侵略者的烙印,但也折射出这样一个史实,即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蒙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盲目崇信到限制与改革,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也是藏传佛教衰落的重要标志。 近代内蒙古地区蒙古人对藏传佛教认识的转变 @乌云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从晚清时期开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人便提出了改革藏传佛教的主张,到民国时期,无论是僧俗封建主,还是知识分子,对藏传佛教的负面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蒙古人通过对藏传佛教的限制与改革,改变了过去喇嘛只读藏文经卷,不识蒙文,不能阅读蒙文书籍的尴尬境地。同时,在黄教仍拥有一定影响的地区,通过政府的限制与改革等措施,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有效控制了喇嘛人数,加快了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衰落的步伐。 近代;;蒙古人;;藏传佛教 [1]尹湛纳希.青史演义.序[M].墨勒,丁师浩,译.王利器,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2]东方杂志,第1年第4期[J].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 [3]大清宣统政纪实录一)卷二十七[M].台湾华文书局. [4]锡良遗稿.奏稿:第二册[M].中华书局,1959. [5]民报:第20号[N].1908. [6]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蒙古文版[M].哈.丹碧扎拉桑,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7]蒙藏周报[N].1930(35). [8]蒙古留日同乡会,漠声:创刊号[J].1935(4). [9]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2辑[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 [10]金海.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①土左旗档案馆存档案:111—1-735-78,77;737-195;738-209。 ②《札萨克会议决定事项》(日文),锡林郭勒盟公署,1942年3月,《蒙古自治邦建设的沿革及施政的理念》(二),内蒙古档案馆藏油印本。 ③《乌拉特中旗诸寺庙喇嘛条例》(蒙文),成纪737年(1942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蒙文档案:登记号49,3727—361:1。 ④《土默特旗召庙调查表》,蒙藏委员会档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资料室复印件,案卷号81。 ⑤蒙藏委员会编印,蒙古会议汇编原提案),1930。 ⑥蒙藏委员会编印,蒙古会议汇编:2,1930。 ⑦蒙藏委员会编印,蒙古会议汇编:1,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