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992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朱宁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 2011-11-30 (www.ftchinese.com) 最近中国全国多个地方出现企业因在民间借贷中借入大量高额贷款不能偿还，而出现了老板藏匿或出走的“跑跑门”事件。相应政府机构在高度关注经济的同时，迅速推出了一系列对此类企业的扶持救助措施，目的主要在于稳定当地经济，同时避免欠债企业破产。 破产，在中国一直是个禁忌。中国一九八六年颁布的《破产法》，在其二十年的历史生涯中，可能只处理过不到欧洲某个中等国家破产法庭一年所处理的案件。破产是不光彩的，破产是失败的，破产是应该尽可能避免的，是国内大部分从官员、学者到商人都广泛接受的观点。 诚然，破产对于遭遇破产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必定是段痛苦的经历。但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创新，破产这一概念和操作在西方经济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其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破产，说到底，是一种保护，是对企业的保护，也是对创业的保护。早先没有破产的时候，欠债的人或是被投入欠债人监狱，直到偿清债务才能出狱；或是只能讨债到他乡，象今天的“跑跑”们一样。设想一家企业因为还不上贷款，管理层就得锒铛入狱，企业怎么能稳定发展，谁又还有心思创业呢？正是因为有了《破产法》，尤其是有了对债务人越来越友好的破产文化，越来越多的人才才会决定加入到创业大军中来。 破产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企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经营不下去了，但其实还集聚了很多对社会有价值的资源。厂房设备可以拍卖给同行其他企业， 有技能的员工可以在其他公司另谋他就，公司的商标和商誉仍能吸引其忠实客户，股东和债权人的资金在清偿债务后可以投入其他更有希望的项目，创业者或职业经理人也可以放下包袱，从头开始。企业破产固然不光彩，难道苟延残喘，终日亏损地维持就更好吗？破产企业的员工下岗分流的确痛苦，但在半死不活的企业身上牵系一生，也未必就是他们价值的重大体现。 所以，维持经营不善的企业，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而破产，充其量是对资产和负债，在股权人、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的一次重新分配。当然，在理清这些大的财务利益相关人的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几个原则。 首先，无论清盘还是重组，都要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和原则。各利益相关人只有在其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破产法规定的框架里进行合理地协商和讨价还价，才能保证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能吸引出价最高的买主，为现有债权人和股东谋得最大权益。同时，在破产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各方面利益相关人受到法律同样的保护。要避免公司高管或大股东通过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利用信息不对称，达到假破产，真逃债这样让其他利益相关人为自己的贪婪或经营失误买单的目的。 其次，在破产过程中要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和保障国家的利益。在西方的破产法律里，债务人在清偿其其他债务之前，必须先保证支付其员工合理金额的遣散和安置费用，同时保证那些和企业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应收帐款的支付。同时，企业在清偿债权人和成功完成重组之前，也必须补交其所欠的各种应缴税费。只有保证这些得到保障，才能防止企业为逃避债务和社会责任而申请破产。 最后，行政机关应尽力保障法律得以严格地遵守和实施，但应该避免直接干预破产谈判过程和结果。破产过程本身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让市场决定哪些企业可以存活而另外一些不行，哪些资产还有再利用的价值而其他则没有。如果政府机关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或保障当地就业等短期利益考虑，强制主导某些破产结果的话，有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被进一步的恶化。结果可能是经历了一次破产的企业，很可能很快又会陷入困境，需要经历又一次破产才能重组或解困。前一段时间，欧美各国对某些金融机构的救助，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政府职能在救助受困企业中的局限性。 破产是重要的价格信号。只有允许破产，资本市场才有可能区分风险高的和风险低的企业，才有可能对高风险和低风险的企业给予不同的信用评价，不同的贷款标准，和不同的利息水平。只有允许破产，企业才会更关注自己经营决策中的风险。只有允许破产，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才有激励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治理。只有破产，才能淘汰那些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企业和商业模式，才有可能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和商业模式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 由此可见，在中国经历了多年“不公正”的待遇之后，破产这一概念应该得到政界、商界和学界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破产之于企业，有点像死亡之于人生，不同之处在于破产企业仍能不时上演凤凰涅磐。譬如苹果公司就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濒临破产发展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由此可见，破产并非洪水猛兽，有的时候也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催化剂。套用一句最近非常流行的乔布斯的老话：“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