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雷战》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电影，电影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军民在华北地区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独特的战法。地雷战打得鬼子闻风丧胆，在地雷战中，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壮大起来。 有人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他们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妙，运用得如此神奇？ 鲜为人知的是，华北地雷战中，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技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其事迹与前方战士同样可歌可泣。 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大平原，没有山脉、湖泊，被日军重点驻兵的三条重要铁路包围着，又靠近日寇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八路军急需枪支弹药，在这种条件下，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雷战这个适合冀中平原的战法。 可是，问题又来了，一没有人会造地雷，二缺少造地雷的器材、原料。这个时候，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想到了科学家，他找来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的张珍。 张珍原名张学渊，曾在辅仁大学化学系当过教师，他认识不少北平、天津的爱国技术专家。张珍接受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命令，秘密潜回北平，找到他的辅仁大学同学孙鲁，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寻找、动员科学家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熊大正）。孙鲁向熊大缜介绍冀中情况，熊大缜找到导师叶企孙。 说到地雷战中的科学家，首先得说一说叶企孙。 叶企孙，名鸿眷，字企孙。1898年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举人，国学造诣很深，对西方现代科学也颇有研究。叶企孙，1907年入敬业学校，1913年入清华学校，1918年在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学习，192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6月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考察过欧洲高等教育和科研。 叶企孙先生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吴有训、熊庆来、周培源、王淦昌、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赵九章、彭桓武、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黄祖洽、周光召、唐孝威等，都曾受过叶企孙老师的培养。 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叶企孙担任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叶企孙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1948年叶企孙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院系调整，他离开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磁学教研室成立后，他担任室主任，为新中国磁学研究队伍的组织和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成立，叶企孙任副主任委员和兼职研究员，协助竺可桢先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史研究机构，培养了不少优秀科学史研究人才。"文化大革命"中，叶企孙受到迫害，1977年1月13日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79岁。 而1977年的叶企孙教授之死，竟然也与冀中地雷战有关。 吕正操司令员派张珍到北平时，叶企孙先生正在天津养病。熊大缜是叶企孙最看好的门生，也是他的助教。这时，叶企孙正准备让熊大缜去德国深造，熊大缜也正准备完婚后远行欧洲。 熊大缜听说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的事，兴奋异常，觉得这是科学工作者为抗日战争直接出力的好机会，决心放弃出国机会、推迟婚期，到冀中抗日炮火中去。 熊大缜虽然决心已定，但是还得听老师的意见。他向叶企孙老师讲出冀中根据地要开展地雷战，急需科技工作者，但没有说出自己的决心。叶企孙老师听说抗日需要制造地雷的专家，又从学生的话语中听出熊大缜的想法，毫不犹豫地说："国难当头，国事为重。"支持熊大缜到战斗前线去。 虽然说得轻松，但话说出后，叶企孙心中沉重异常。自己的得力助手，刚刚25岁的熊大缜，是自己这么多年才发现的一个好苗子，这个熊大缜如果深造，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可限量，对国家的贡献难以预测。可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能说了。不但让学生上前线，叶企孙还暗暗下决心有一天自己也去抗日战争第一线的决心。 在叶企孙的鼓励、帮助下，熊大缜决心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去。熊大缜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北平爱国热血青年学子，好多人跟熊大缜一起去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根据地。请记住这些名字： 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汪德熙 清华大学机械系实验员胡达佛 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门本忠） 清华大学生物系实验员张瑞清 清华大学地学系学生李广信（李琳） 清华大学经济系学生祝懿德 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葛庭燧 清华大学物理系职员何国华 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张方（李度） 北平大学电机系毕业生刘维 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林风 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李猛（朱南华） 熊大缜通过北平地下党关系进入冀中军区根据地后，立刻受到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的赏识重用。不久之后，他被提升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研制工作。 吕正操将军的回忆录中写道："熊大缜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将十二个炸药筒埋在铁轨下，在几百米外接上引爆器埋伏下来等待。一会儿，敌人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开过一辆巡逻车探路，又从铁路上开过一辆压道车清道，然后才是满装军火的列车开过来。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火车头便飞上了天。接着是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的大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这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多次出动，炸火车，炸桥梁，炸碉堡，炸得敌人惊恐不安，交通线经常遭到破坏。" 技术研究社研究有了成果。 在熊大缜、汪德熙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也不断壮大，到后来竟建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掷弹筒弹，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 熊大缜、汪德熙多次受到吕正操司令的嘉奖。1938年底，在唐县北大悲村，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熊大缜。对技研社和炸药厂大加赞赏，并嘱咐要尽力扩大规模，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加工作。在一次反"扫荡"中，贺龙司令员带一支8000人的部队援助冀中。贺龙看到熊大缜的业绩很感兴趣，带了他的总供给部长亲自到技研社参观学习。 美国派观察组到冀中考察，看到熊大缜后惊叹地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呵！"吕正操回忆说："他们在外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美国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晋察冀这样搞，其他兄弟部队打电报要求支援。" 后来，汪德熙因工作需要离开根据地到昆明去，张方全面负责炸药厂的工作。张方把研制炸药的经验写成书面材料，散发到各抗日根据地。朱德总司令所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也办起了子弹厂，但是造出来的火药不好用，子弹厂生产不出子弹。朱总司令亲自下令请张方到晋冀鲁豫根据地传授技术。张方到后一个月，子弹就可以源源不断供应了。张方原本只懂物理实验方法，对化学是门外汉，全靠汪德熙临走时留下的一大本英文《火药学》，自学成了火药专家。一次试验中，张方右手的三个指头都被炸断了。当时根据地生活艰苦，普通战士每月一元津贴，朱总最高也只是每月五元，而张方每月十二元。朱老总说："张方为了炸药残疾了，得特殊照顾。" 八路军搞到一批氯酸钾，着手试制炸药，但是用的是传统的翻晒方式，在屋顶上干燥，曾出现过连人带屋顶都炸飞的事故。在当时的条件下，防止炸药自爆成了难题。熊大缜多次潜回到天津，请教老师叶企孙。叶企孙听说熊大缜领导的技术研究社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时，不顾身体不好，非要亲自到冀中根据地了解情况，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行。叶企孙对根据地造地雷的事放心不下，他马上让自己的实验员阎裕昌前往冀中。阎裕昌化名门本忠秘密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地。 门本忠本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勤杂工，叶企孙见他对科学有特殊兴趣，又聪明能干，破格提他为实验员，做自己的助手。由于多年的教学实验，门本忠对炸药有丰富的知识。门本忠一到根据地，就解决了炸药自爆问题，还设计出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 这时，叶企孙先生又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物资。汪德熙、林风、张瑞清、熊大缜、葛庭燧等人，也经常装扮成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日本封锁线，进入北平、天津，为冀中军区购买雷管、无线电元器件等紧缺军用物资。叶企孙设法筹集款项购买急需的军用物资运往冀中，为当地抗日事业解了燃眉之急。 熊大缜等人还与开滦矿务公司副经理王崇植联系，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又通过王崇植弄到无线电器材，请到技术人员，在天津英租界清华同学会内装配无线电台，然后设法运入冀中。化学系毕业生林风在天津租界一家工厂内偷偷制造黄色炸药（ＴＮＴ），伪装成条状肥皂秘密运入冀中。 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本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阜平县五丈湾村民兵李勇爆炸组，利用地雷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362人，炸毁汽车25辆。天井关之战，一种专炸坦克的地雷把日军第八联队的装甲车炸毁，日军报纸写"八路军有反坦克地雷"，从此，不敢大摇大摆进入冀中了。日军的《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指导日军应付地雷战。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起初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持悲观态度，当他看了冀中的地雷战后说："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一个人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面对敌人可怕的现代化武器想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 可是，就在冀中地雷战开展得有声有色时，大祸降临到科学家们的头上了。 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秋，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下令要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这样的要求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火拼。熊大缜表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者的严重关注。加上他多次化装到敌占区采购军火，更引起一些人的怀疑。 1939年1月，鹿钟麟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有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缜见方平是读书人，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将这事当成特务嫌疑上报。 1939年春天，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个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锄奸部。锄奸部不能不干活，不能没成绩，于是就瞄准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供给部，技研社是重点，熊大缜是头子。 于是，军区锄奸部工作人员轻而易举地、干净利落地一网打尽，抓捕了熊大缜、门本忠、张方、李广信、刘维、李猛、胡达佛等技研社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教会等机关中平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通通抓了起来，总共有100多人。锄奸部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特务汉奸案。 这些"坏蛋"是二分区参谋长张珍从城里弄来的，张珍成为"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受审次数最多。 受刑最重的自然是"首恶"熊大缜。解放后，在北京市安全局档案室所存的熊大缜档案材料就有32卷，仅口供就有81页。主要罪名是"国民党特务"，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从天津送到冀中军区供给部的一批伪装成肥皂的TNT炸药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锄奸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即使是真的与国民党联系也是正当的，这个组织帮助八路军，为抗日根据地运送炸药。这样一封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 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操司令员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司令员明知被抓的是一群满腔热血、舍身为国的爱国者，却无力营救。 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知识分子，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震惊了，党中央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到冀中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缜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 1939年夏天，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军区主力转移。审讯时被拷打受伤的熊大缜无法跟上队伍。锄奸部一名负责押解犯人的战士喝道："快走，磨蹭什么？想逃跑啊？" 自尊自爱的熊大缜说："别那么凶，好不好！" 锄奸部战士说："对你这种汉奸特务，还用得着客气！" 熊大缜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就是我造的。我怎么是汉奸特务？" 两个人吵了起来。战士说："就是汉奸特务！走，再不走，毙了你！" 一生坚持真理的熊大缜不肯，他就站住了。那个战士真的拉开枪栓，推上子弹，枪口黑洞洞地对上了供给部部长熊大缜的脑袋，勾上了扳机。 就在这一刹那，熊大缜说话了，他说："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你要真的想弄死我，就用石头！" 这个人，真的放下了枪，真的举起了石头。 年仅26岁的清华才子熊大缜，造出无数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雷的熊大缜，死在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有硬过石头。 叶企孙老师最好的学生死了，几十年后，余下的学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爆破专家门本忠也死了，死得也很惨，但他很愿意这样的死，因为没有熊大缜那样的遗恨。 患有严重肺结核的门本忠，穿农民的褂子，头上包着白手巾，一村一村地走，手把手地将拿锄头的庄稼汉们教成会造雷、会玩雷的地雷高手。在冀中根据地，大人孩子没有不认识地雷大王门本忠的。 1942年5月8日，河北省安平县武莫村突然被鬼子包围。鬼子将全村老百姓用刺刀圈在一起，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造地雷的门本忠。百姓将门本忠护在身后，就是一言不发。 鬼子拉出一个砍了头，又要拉一个。门本忠从人群中冲了出来，说："我是门本忠！不许再杀人！" 鬼子恨死了门本忠，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拖着在大街上转。科学家门本忠高喊口号，痛骂不绝。日寇用刀割他的舌头，最后又用小刀一刀一刀削下门本忠的肉。 壮士门本忠牺牲时46岁，留下艰难度日的老少六口。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这些为民族解放战斗、牺牲的科技工作者献上鲜花；讲述地雷战的故事时，也应该讲一讲这些已经被遗忘的不拿枪的战士。 存活下来的冀中根据地科学家，后来成为祖国科学事业的栋梁。 熊大缜屈死时，他的导师叶企孙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他知道的只是熊大缜被捕，便多方营救，还为此事专程到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哪里晓得，学生熊大缜早已是石下冤鬼。解放后，叶企孙顶着被株连的危险继续多方呼吁，一直要求为熊大缜平反。虽然没有结果，但也并没有引雷劈身。 一声惊雷，"文化大革命"来了。先是吕正操受到审查，因为熊大缜是吕正操赏识的人，熊大缜特务案又被重新提出。"革命者"用了这样的推理：因为熊大缜是特务，而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所以叶企孙也是特务。因为熊大缜是特务，而叶企孙是熊大缜的导师，那么，叶企孙必是特务头子。 1967年6月，叶企孙被北大学生揪斗、关押、抄家。恨不得把一切献给科学、献给党、献给祖国的叶企孙成了特务，风声、雨声、雷电声，声声入耳，他精神崩溃了。这个中国物理学最优秀的导师，身形枯槁，面色憔悴，吟着谁也听不明白的歌，踯躅在首都街头。遇到熟悉的学生便说："有钱吗？给我几个！" 1968年，叶企孙被正式逮捕下狱。关了一年多后，被放回北大，"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叶企孙继续是特务，但也可以是人民。1977年1月13日，飒飒的风，冷冷的家，孤零零的叶企孙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他热爱的中国，他热爱的学生。 叶企孙一生未婚，视学生为子女。1986年，清华学生联名写信要求为叶企孙平反。1987年，叶企孙死后10年得到平反。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在清华大学校园，一代名师叶企孙的铜像立了起来，清华大学又有了叶企孙。
http://www.cqvip.com/qk/81945A/200602/21105573.html 胡耀邦建议延安撤销锄奸部 梁立真 文史博览 2006年2期 “坦白运动”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胡耀邦向锄奸部副部长钱益民提出一项建议 1938年4月，陕北高原春色正浓。自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新四军正在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一切，给了陕甘宁边区新的鼓舞和力量。 然而，事物总是存在矛盾的。 这时的抗日军政大学绥德分校里，发生了多起自杀、逃跑事件。究其原因，是当时搞了个“坦白运动”，犯了一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斗争了不必斗争的许多人和事。 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副部长兼第一科科长钱益民，带着两名办事员随甘泗淇副主任由延安赶到绥德，奉命去处理这些“坦白运动”带来的“后遗症”。 事情进展得比较顺利。在总结经验与教训时，钱益民与在该分校担任第一大队政治委员的胡耀邦谈了一次话。 胡耀邦时年23岁，是一个热情活泼、思想创新、积极向上的领导者。他是由抗日军政大学党总支领导人的岗位上调去绥德分校工作的。他很谦虚，能自省。谈话中，胡耀邦深刻地检查了本部门的工作失误，检讨了在自己领导下没能预防事故发生等责任问题。其实，许多事情是胡耀邦不在校时发生的，可是他仍然以高姿态从主观上做了检讨。钱益民很感动，赞扬胡耀邦勇于承担领导责任，是值得政治思想工作者尤其是领导者学习的。在这次谈话中，胡耀邦推心置腹地向钱益民提出了一项发人深省的重大建议。他诚恳地说： “钱副部长，请你向上级反映个问题好么?锄奸部门在基层单位秘密设工作网，作为锄奸部门的耳目，这种细胞组织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锄奸部主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依靠党的工作，维护党的政策。每个共产党员都负有锄奸保卫工作的天职嘛!” 胡耀邦说的“工作网”，是那个时期军队设立的一种类似“细胞”一样的“锄奸措施”。除锄奸专门业务部门外，部队连队一级都设置有这类组织，因此，保卫特情工作主管部门将其统称为“工作网”。 钱益民认为，胡耀邦反映的这个问题及时、准确、尖锐，也反映得符合事实。当时搞了“工作网”的，大多数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单位和个人不能正确处理与运用这一组织措施和形式，搞成了“特派员”的私人工具。严重时，捕风捉影，人人自危。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互相怀疑，打击报复；将环境影响与反动舆论混淆起来，个人认识与破坏事故混淆不清，无意伤害与故意伤害混淆不清。 胡耀邦、钱益民为“锄奸部”正名“保卫部”多次研究探讨 钱益民很重视胡耀邦的建议。回到延安后，他专门向熟悉和关心锄奸工作的首长罗瑞卿、叶剑英、甘泗淇作了汇报，也及时向直接领导人吴溉之部长和谭政副主任作了汇报；他还向工作中接触到的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一一作了汇报和请示。 因为“工作网”问题是个需要统一解决的严肃问题，锄奸、保卫专门业务部门无权擅自处理。所以，钱益民对胡耀邦的建议做了许多反映工作仍未及时得到解决。但胡耀邦思想活跃、智勇兼备的品行与言论，却产生了“广告效应”：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谭政、甘泗淇等这些直接经管军委领导机关人事的领导人，都很赞赏胡耀邦。 12月初，年近24岁的胡耀邦被破格选调进总政治部机关任组织部部长，成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领导人。那时，钱益民也已接替吴溉之成为锄奸部部长。 胡耀邦到延安报到，一见到钱益民，马上就又提出了撤销“工作网”的事。他很认真地再次阐述了自己的两点建议：一是没有“工作网”，会更加强调思想工作的责任性；二是“工作网”的撤除，可突出保卫工作的正名。通过这次交谈，钱益民更坚定地认为，胡耀邦的建议一定有强劲的生命力，是推动军事政治工作的一项建设性重大意见。然而，“工作网”是涉及全军制度改革的大事，并非哪一个人说了一两句话即可以改变的。因此，钱益民对胡耀邦说：“建议很好，可是你要能够多多地注意重点问题，那就是：多讨论具体如何办。” 这时的钱益民和胡耀邦，除了各自为本部门业务工作需要离开延安城外，几乎早晚在一起。胡耀邦住的窑洞，距钱益民住的窑洞仅60米。他俩常常是出了办公室，就又一起到其中一个人家里讨论起机关或部队的事。当然，也会谈起那个重要的建议。 “撤销了又怎么办呢?” “加强组织纪律呀!井冈山时期不就搞了建党嘛。毛主席还特别强调党支部建在连队的作用了嘛!” “可是，保卫工作有自己的特殊性呀!” “这好办。保卫工作同组织工作，甚至其他的工作一样，都有其个别性，但也都有共性。它们都是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形式，又都为巩固和提高军事战斗素质服务。对不对?” 钱益民笑而点头，并没打断胡耀邦的思路。他只想让胡耀邦多设想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组织工作加强了，党员、团员有了模范作用，这就是你钱部长做好保卫工作的基础。只有党性好的模范党员，才是一心为革命的。反映的情况和干的事情，也会是好的、真实的嘛!” “好，讲得好!”钱益民很高兴地赞扬了胡耀邦一番。 胡耀邦的建议，经总政治部首长王稼祥、谭政、甘泗淇多次研究，又召开由胡耀邦、钱益民等部长参加的会议认真讨论后，以正式报告的形式报告了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和军委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当面表扬胡耀邦：“自古英雄出少年……” 一次，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钱益民和胡耀邦同时出家门走向会场时，正好碰上了叶剑英。 熟人照面，握手之后笑语连连。叶剑英拍着钱益民的肩头，开玩地笑问：“益民，锄奸，锄奸，你的锄奸部又‘锄’了多少‘奸’呀?” 钱益民也笑着向叶剑英讲了一些锄奸方面的可谈之事。叶剑英话题一转，说：“我们这是闲谈。从写诗的角度想，‘锄奸’是不是有些俗气?不过，对普通的革命者来说，越通俗越容易接受吧?就像许多封建迷信故事、许多神话小说，在民间大行其道，连大人物们干大事业的起步，甚至许多有高深知识的小时候的启蒙，都同这些有关联。不过，钱老弟，胡小弟，‘锄奸’这个词，倒是像你们提出来的想法一样，我看值得深究，至少是有研究价值的!” “锄奸”这个名词，的确引发了胡耀邦的深层思考。胡耀邦当晚赶到钱益民住的窑洞内，又向钱益民提出了一项建议：锄奸部应以业务部门的名义，正式向总政首长和军委提议正名。 几十年后，钱益民向笔者谈起这段往事时，曾深切怀念已病故的胡耀邦。他说： “胡耀邦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个不图虚名的严肃的政治家。后来由我出面直接由总政上呈毛泽东、张闻天批准的《撤销锄奸部正名保卫部》的报告，历史上一直说是我的重大建树。其实，最早设计者，是我这位好战友和好兄弟胡耀邦啊。他了不起，全军都敬重他。他应彪炳史册，让后世后人敬念。” 那夜，钱益民同胡耀邦认真研究了具体呈报建议的细节。当时，胡耀邦一再要钱益民提出是自己业务部门研究出来的重大问题，绝不要说是他胡耀邦的动议。胡耀邦诚恳地说：“你才有资格讲嘛。从1931年当‘红色保卫员’开始，党政军你都有实践，又曾在几个军团做保卫特情工作，还随卫几十位党政军领导人，参与军事指挥、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建议出自你的口，才算力呈要议嘛!同时，我以组织部部长的身份，也好力排众议支持你的好建议!” 钱益民觉得胡耀邦为了事业发展，考虑周详，是可行的，因而，也就认可了。 后来，钱益民正式在总政治部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保卫部正名”的建议。在意见未统一前，胡耀邦特别向王稼祥主任提出解决方法：“派出调研工作组，在前线与后方各部队作一次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然后，依实际情况来决策改革措施。”胡耀邦的建议，王稼祥采纳了。不久，钱益民担纲率领锄奸部两名科长和总政抽调的6名干部，分成两组，到太行山前线和留守兵团陇东部队调研了两个月。调研结束后，钱益民亲自动笔给总政治部写了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经胡耀邦以组织部部长的名义呈送给了中央军委和中央书记处。 此后，胡耀邦为建议有关领导人尽快批复，专门去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任弼时、凯丰等人的住处，以汇报方式做了详细说明。这一工作，实际是为了引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关注，以争取他们在审批时表示支持。 1940年3月，经毛泽东、张闻天批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式下达命令：撤销锄奸部，正式正名为保卫部。 1941年2月，经毛泽东、张闻天批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签署了《关于撤销保卫部门在下属各基层的细胞组织“工作网”的通知》。 在这两项重大制度改革启动时，毛泽东曾专门接见了钱益民和胡耀邦。他当场表扬胡耀邦说： “自古英雄出少年。你算得上我们军队和共产党的一颗耀眼的新星了!多读些书。我不古板，我能采纳，只要你和同志们能力呈，能说服我。你们年轻人的思想，就像早晨的朝阳，光与热是能打破保守的雾气混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