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allstreetcn.com/node/295000 见智速译 | 德国的紧缩偏好是欧洲的灾难根源？ 2017年03月13日 13:53:59 本文译自Levy Economic Institute工作论文How Germany’s Anti-Keynesianism Has Brought Europe to Its Knees 凯恩斯的《通论》对德国经济决策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本文分析了该现象，调查了经济史和思想史在塑造战后（西）德国的决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作者认为，德国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了错误的教训，误解了其战后经济成就的真正根源。德国经济史充彻着货币神话、德国央行以及其独特的反通货膨胀的偏见。分析表明，今天欧元区危机实质可以归结为德国特有的反凯恩斯主义的结果。 德国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有一些不再是秘密的奇怪癖好：这个国家似乎与（正统）宏观经济学的主张背道而驰。在德国，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被归结为两个事实：紧缩（财政自律）与价格稳定。当然，近年来德国一直被诟病在陷入萧条的欧元区内推动紧缩政策，声称紧缩政策增强了信心，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Schauble 2010,2011）。国际上，这种假设被称为“扩张性的财政收缩”。早些时候，它被称为“德国观点”，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流行起来的国家（Fels和Froehlich 1987; Hellwig和Neumann 1987）。 根据广泛持有的观点，德国人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民都要更关心价格稳定性。“魏玛式通胀幽灵”似乎引起了对债务的普遍恐惧（Schulden，德国的债务，与内疚有关）和一种特殊的德国“稳定文化”。相关的事情，德国人深深地迷恋他们的马克并仍然对其守望者——德国央行有着类似的迷恋。这种公众的“迷恋”促使雅克·德洛尔宣称：“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相信上帝，但他们都相信德国央行”。 本文开始探索这些“迷恋”的根源，德国的特点，即独特的“反凯恩斯主义”。本文展示德国的反凯恩斯主义与当下的欧元区危机有何关联，欧元区危机是欧盟“生存危机”的一部分，与欧洲紧密相关。 我们发现德国彻底误解了自己的经济历史，并从中得出了错误的教训。德国误解了战后成功的真正根源，并制定了一种根本不适合整个欧洲的经济政策理念。 我们称之为“德国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其他人与德国的行为不同。只要其合作伙伴的行为不同，则该模型就可以为（西）德国服务。欧元区的麻烦是，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范式”要求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像德国一样行事。换句话说，欧元是建立在一个“合成谬误”之上的。更糟糕的是，当“德国模式”停止服务德国时，德国的反应则是“恢复”其竞争力。在欧元内这样做是欧洲陷入困境的原因。 德国在1948年之前的经济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德国经历了许多极端事件——五花八门的经济灾难。有两次，在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命运由外人决定。这很容易导致或加剧该国经历的各种政策错误引发的悲惨事件。德国的灾难和政策失误的经济史是混合且对称的，相关的错误和经验实际上是对立的类型。 德国的“对称性”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现实与流行的和官方的德国历史叙事有着剧烈冲突，这是相当不对称的——视角单边且非常有选择性。根据官方流行的叙述，德国似乎只遭受了一种灾难，并反复如此。 这里提出的假设是，特别片面的历史叙事代表德国奇怪的片面政策偏好背后的重要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以紧缩和价格稳定为偏好。官方流行的历史叙述为德国今天对宏观政策的奇怪观点提供了灵感和理由（或借口）。 可以确定的至少一个重要的角色，若非幕后操纵者，德国的奇怪的不对称的历史叙事（Bibow 2010）背后是德国央行。德国央行巧妙地滋养了不对称的历史叙事，因为它服务于自己的地位和声誉作为“货币守护者“和稳定的保障者。德国央行作为通胀鹰派享有国际声誉，一个具有强大的反通货膨胀偏见的中央银行（Hayo 1998）。这种强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偏见是德国强烈偏见（不对称）历史叙事的对应物。事实上，德国央行的名声与我所称的德国“货币神话”（或：“德国央行神话”;参见Bibow [2013d]）紧密联系在一起。 重要的是，德国央行的神话不仅为其本身服务，而且还帮助（而不是阻碍）了德国的经济表现。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挑战在于解释德国央行著名的政策偏见如何有利于以前德国经济的良好表现，但在后来却成为了负担。更确切地说，“德国模式”如何为（西）德国服务？为什么模型在欧元区下不再有效？这与欧洲今天的危机有关吗？ 我们从德国历史上的两个案例入手，来说明德国官方流行的历史叙事中的特殊不对称性：一个涉及外债，另一个涉及价格水平的不稳定性。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都面临着与外债有关的挑战。在每种情况下，胜利的外国势力都对德国的战后命运，包括通过他们对待德国的外债负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胜利国对德国施加了严厉的赔偿。由于战争失败，德国被巨大的外债负担。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代表参加了凡尔赛和平条约的谈判。随着“和平”的形式浮出水面，他厌恶地辞职，并开始撰写他的第一部名著：“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他严厉批评了胜利者强加给战败德国的苛刻赔偿是“反生产的”。在凯恩斯看来，胜利者并不十分了解他们的要求。通过要求德国创造巨大的贸易顺差（使该国能够偿还其外债），其贸易伙伴也必须接受与自己经济情况相反的调整。最后，凯恩斯担心，有缺陷的和平条约将阻止欧洲的复苏，只会导致更多的困难，不稳定和敌对行动。 回想起来，凯恩斯的警告是如此具有先见之明。赔偿并不是魏玛共和国持续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唯一原因。但是，它们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银行业危机和经济萧条，民主的消亡以及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兴起的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德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的“全面战争”意味着完全的失败。国家不复存在；被划分且占用。然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接受的复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次，胜利者很快就向1949年新成立的西德提供了援助。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援助，而不仅仅是同情与慷慨。地缘上赞成对西欧重建采取更具建设性和合作性的方法。但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说，美国的“政府援助和被占领地区救济”方案以及“马歇尔计划”（1948-52）为西德提供了大量的转移支付，1952- 1953年的伦敦债务协议，消除了德国外债的一半左右，帮助西德在之后的几十年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并拥有稳定的民主。（De Long和Eichengreen 1993; Galofre-Vila等人2016） 。 在这两个阶段中，外债负担及其处置情况很好地说明了我指出的德国经济灾难事件的“对称”经验的含义。显然，一些政策方法比其他政策方法更具建设性；一些政策是完全适得其反的，还有一些则是反生产的，并最终损害到了经济。 正是在历史的衬映之下，德国混合但对称的历史经验与外债、债务豁免的历史，我们在现在来考虑德国在持续的欧元区危机中的作用，以及德国对希腊的野蛮对待。我们该如何理解现代德国对希腊的对待？德国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了什么样的教训（Ritschl 2011，2012）？德国认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处理方式是否优于后者（二战）？ 第二个例子与前面的例子一样是有说明性的且令人困惑的。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经历了极端的价格水平不稳定和货币危机。但是，德国又有着对称的经验：1922年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期间的通货紧缩。然而，官方流行的叙事仍然是不对称的。显然德国只遭受了一种灾难：恶性通货膨胀。 让我们来看看晚年的汉斯·蒂特迈尔，终身的政府官员兼1993年至1999年间德国央行行长的评论： 德国货币政策在维护价格稳定方面取得成功的原因部分是历史性的。本世纪上半叶恶性通货膨胀所获得的两次经验有助于我们重视通货膨胀，并使更广大的公众相信德国货币稳定的关键点（在于通胀稳定）。为此，德国央行的强势地位被广大公众广泛接受，质疑其独立性甚至成为了国家禁忌。这种社会共识已经大大支持了德国央行的政策。 注意，蒂特迈尔指的是德国的货币历史，但没有提到通货紧缩。相反，德国（据称）不仅遭受了一次，而是两次恶性通胀。他还描述了这种历史性的恶性通货膨胀经验使得德国央行地位变得颇高之间的紧密联系。 当然德国没有遭受任何第二次的恶性通货膨胀。只是当德国因为一场失败的总战争而陷入困境时，德国货币就随之同样地陷入了困境。这意味着留给新成立的西德新政府，在组织新的开始时寻找政治（再）分配的妥协。在全世界人类的悲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的背景下，围绕“德国保护者”的任何具体损失和特殊价值所编造的政治叙事，是经济上的废话、也是令人恶心的虚伪政治。 看到像蒂特迈尔这样的公众人物，这种废话是一种国家的耻辱，甚至应该被视为刑事犯罪，而这种“货币否认”似乎符合着某些利益。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德国官员，德国财政部长Wolfgang Schauble的（在G20成员国会议中）有关2010年快速恢复紧缩的背景下做了如下评论，这是德国积极推动的： 大西洋两岸采取着不同的经济决策方法。虽然美国决策者喜欢集中于短期纠正措施，但我们采取较长期的看法，因此更加关注过度赤字和高通货膨胀的危险的影响。德国消费者也是如此。这种对赤字和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的厌恶，其根源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德国历史上，可能对我们的美国朋友来说是特别的，美国朋友的经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通货紧缩的情节造成的。然而，这些恐惧是我国消费和储蓄率最有力的因素之一。通过进一步提高政府借款来设计并刺激更多的国内需求，会起到反作用。相反，恢复对削减赤字能力的信心是平衡和可持续增长的前提。 请注意，Schauble也引用了德国历史，这是很特别的，对德国今天的经济政策制定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德国人据说对赤字和通货膨胀有特殊的厌恶。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文化也被“通货紧缩”所塑造。 我们需要重复，德国经历了两者的困扰：恶性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事实上，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困难在德国和美国一样糟糕，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没有得到普及，直到失业在1929年后飙升。因此，在政治上，德国大萧条的后果比美国糟糕得多：美国迎来了罗斯福，而德国则迎来了希特勒。但德国的经济文化显然不是由通货紧缩所塑造的。 令人悲伤的事实是，Schauble所说的没有问题——但这并不有关于历史现实，而是有关于德国的货币神话，以及官方流行的历史叙事，塑造了德国在二战后的经济文化。 这种神话是全能的，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条化形式。在德国，“稳定文化”社会化从幼儿园就开始了。由于媒体的不断重复宣传，德国人不断被德国央行的深化所吸引。它的关键特性是不对称性。德国在一代人中遭受了两次恶性通胀。因此，通货膨胀必须首先被阻止 - 这很方便地坐实了德国央行强大的“反通胀偏见”。我们德国人学到了我们的教训。因此，我们优先考虑价格稳定性并赞扬德国央行。我们是特别的，因为我们的历史，我们有权这样“特别”。我们也有很多智识来教导别人有关于我们的国家的失败与成功。我们非常清楚，债务使一个国家陷入麻烦，因此也必须避免债台高筑（即使我们可能有些忘了在债务方面曾给予我们的恩惠）。此外，我们还知道，价格稳定从来不会对增长造成任何损害，实际上还有助于增长 -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验。 我可以在这里补充说，德国的经济新闻是特别糟糕的，德国的经济学专业非常平庸。当然，德国记者和经济学家的社会化也发生在上述货币神话的国家氛围中（Hayo和Neumeier 2016）。有了这种有效的灌输，思想家和非信徒的空间很小。 正如我上面已经建议的，德国央行，这一比上帝更好的中央银行，一直是这个特殊的德国神话背后的关键支持者（如果不是有意策划的话）。一个相关的和有趣的事实是，德国帝国银行在两次极端事件中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1922-23年魏玛恶性通货膨胀和1930年代初通货紧缩。所以人们可以正确地说，德国在中央银行独立性上做得很差。 所以这里又有了另一个（或两个）疑问。德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央银行独立性对经济成功和稳定的影响的？（西）德国最初是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的？ 中央银行独立的问题已经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编织成了德国央行的神话。一旦我们赞赏“德国模式”的实质内容，我们将只能完全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存在一些混乱和争议。 我将在这里简述。德国央行的前身是Bank deutscher Länder (BdL)，1948年3月由占领的盟国成立的，先于西德和联邦政府成立。建立BdL的动机是1948年6月20日马克和货币改革的启动。同样，这一切都在西德建立之前，其联邦政府甚至还不存在。因此，BdL在建立其作为稳定性和增长的保证者的声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德国人的心中，德国马克与1948年6月开始的“经济奇迹”相关联。 显然，BdL独立于最初还不存在的德国联邦政府。相反，它在盟军占领军的全面控制之下。在Besatzungsstatut（占领法）的背景下，盟国随后要求德国新政府在（盟国）放弃对中央银行的控制之前，建立自己对中央银行的控制形式。这在1951年确立下来，即所谓的Ubergangsgesetz（临时法）。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及其任务的政治斗争在西德持续了近十年。它结束于1957年的联邦银行法。 最初，对给予中央银行独立性存在相当大的反对，主要来自德国工业和经济学界，此外还来自政府本身。然而，中央银行家们的处理则相当精明。政府内部的斗争也对他们有利。中央银行家并不害怕与政府发生公共冲突，如果这可以利用它来促进自己的声誉（作为“稳定的守护者”;参见古德曼[1992];亨宁[1994];约翰逊[1998];卡尔坦塔勒[ ]; Marsh [1992]）。在欧元出现之前，德国央行有40年的时间来培养其“不可触及”的地位（并且一路上滋养德国的特殊货币神话）。 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学界普遍偏爱价格稳定和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概念。它成为传统的智慧，通货膨胀目标最好由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执行。新的教条在适当的时候来到了英国央行。 Mervin King，2003年到2013年间的英国央行行长，他自己是一个通货膨胀目标的忠实粉丝，曾经（半嘲笑地）表示，央行独立性也可能带来“通货膨胀执迷者”（反通胀的疯子）形式的风险。在德国，现代传统，“通货膨胀执迷者”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也是成为德国货币神话的德国银行家 - 守护者的前提条件，就像它的“稳定文化”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