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385 不要把希腊推向违约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有时明智的做法就是正确的做法。这正是希腊问题的情况。如果做得对，削减债务将使希腊以及整个欧元区受益。这样会造成一定的困难，但也比把希腊丢进狼群造成的困难要小。不幸的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或许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认为欧元区危机已经结束的想法是错误的。 没人会对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的胜利感到意外。在希腊经济“复苏”过程中，失业率高达26%，而青年失业率超过了50%。希腊国内生产总值(GDP)也比危机前的最高峰下降了26%。但在这种情况下，GDP是一个极其不恰当的衡量经济状况下降的指标。经常账户余额在2008年第三季度为GDP的-15%，但是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盈余。因此，希腊人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开支实际上下降了至少40%。（见图表） 考虑到这场灾难，就难怪希腊选民厌弃上一任政府，及其在债权人的要求下（有些敷衍了事地）追求的政策了。新任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曾说过，欧洲是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的。希腊人民发出了声音。最起码，欧洲当权者应该倾听。但人们听到的一切都在暗示，希腊人在债务和财政紧缩方面达成一个新协议的要求，将被几乎不假思索地拒绝。助长这种反应的是大量自以为是的愚蠢想法。其中两种说教式的观点尤其妨碍了对希腊的要求作出合理的回应。 第一种观点认为，希腊人既然借了钱，那么还债就是天经地义的，无论他们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正是这种态度将希腊禁锢在“债务人牢笼”中。然而，现实是债权人也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们应该明智地放款。如果他们没有做到尽职审查借款人，就应该承担后果。就希腊来说，其外部赤字的规模尤其明显。因此，希腊政府运转的方式也就很清楚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其他国家对希腊已经非常慷慨。这也是一种假象。不错，欧元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贷款达到了2267亿欧元（约相当于希腊GDP的125%）之多，约为希腊总公共债务（GDP的175%）的三分之二。但是，这些钱绝大多数并未用在让希腊人受益的地方，而是用来避免减记贷给希腊政府和希腊银行的不良贷款。仅有11%的贷款直接用于政府开支。另有16%用于偿还利息。剩下的用在了各种资本运作之中：钱款进来之后又再次流出。一个更有诚意的政策本可以直接为贷款机构纾困。但这样做又会太难堪。 正如希腊人所指出的，债务减免是正常的做法。上个世纪，德国在其国内和外部债务中屡次违约，它就曾是债务减免的受益者。还不了的债将不必再还。认为希腊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保持巨额财政盈余，来偿还债权人政府为了将私人贷款机构从自身愚行中救出而花的钱，将是一种妄想。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选择就在正确的、方便的、以及危险的三个选项之间。 正如前IMF欧洲事务主管礼萨•穆加达姆(Reza Moghadam)所主张：“欧洲应当提出实质性的债务减免——将希腊债务和财政余额要求减半——以换取该国进行改革。”他补充称，这将符合欧元区部长在2012年达成一致的目标：债务要显著低于GDP的110%。但债务减免不应是无条件的。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于1996年成立的“重债穷国计划”，提出了最佳途径。根据该计划，只有相关国家达到了精确的改革标准，才对该国实施债务减免。这样的方案对于需要政治与经济现代化的希腊是有好处的。 从政治上看，最方便的做法是继续“延期和假装”(extend and pretend)。毫无疑问，目前有很多办法进一步推迟清算日的到来。也有很多办法不必降低面值，而降低利息和偿还款的现值。这些办法将使欧元区不必面对为其他受危机冲击国家（主要是爱尔兰）减免债务的道义审问。不过，这么做也无法带来目前亟需的坦诚和透明的结果。 危险的办法是把希腊推向违约。这可能导致欧洲央行(ECB)感觉无力再替希腊发挥央行职能，于是只能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短期来看，这一结果对希腊而言注定是灾难性的。我推测，这也会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逆转希腊现代化转型的任何努力。但受伤的将不仅仅是希腊。这也将证明，欧元区这一货币联盟并非牢不可破，而只是一种硬性的汇率挂钩安排。这将是两头吃亏的情形：既承受汇率挂钩的死板，又不享受货币联盟的信誉。未来每当遇到危机，都会冒出这是否是“退出时刻”的疑问。最终局面将是长期动荡。 创建欧元区可能是其成员国有史以来提出的第二糟糕的货币构想。解散欧元区则是最糟糕的构想。不过，那正是迫使希腊退出可能引向的结果。正确做法是承认有必要进行债务减免，以希腊拿出可验证的改革成果为条件实施减免。政客将拒绝这一构想。政治家则将抓住此构想。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哪些人是政客，哪些人是政治家。 译者/何黎
经济保持适度增长，人民勤劳，高储蓄率，国民对欠债的“内疚”（多数普通国人对欠别人钱还是很在意的），这些因素都决定中国的债务问题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是全局性的问题。 局部企业甚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其实不是大问题，尤其是企业，企业的破产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应该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只要不涉及违法等情况，企业的正常破产和经营失败应该正常看待，这样才有利鼓励创业和实干！而不要一谈到企业破产就认为是“罪”，本来经营活动就是有风险的，正常的亏损和经营失败都是正常的。当然如果破产法能借鉴国外一些好的方面会更好，主要是完善破产和破产保护制度方面（债权债务的处理，强化信用管理），而不是现在拖到资不抵债才破产，而是以能否履行到期债务，这个债务包括工资、税费等，一旦无法履行到期债务支付，债权人就应该可以依法申请破产清算、重组，债务人也可以依法申请破产保护等。减少现在的所谓三角债和拖欠工资报酬等行为和现象，拖欠工资报酬其实应该算未能履行到期债务，应该是可以被申请破产的，这样才能强化约束机制，而不是现在每年年底时的通过行政行为来突击解决拖欠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 但如何将地方政府的短期债务（更多是追求任期“业绩”而导致的短期债务）制度化是今后的重点，和土地税收政策会有密切的联系，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改变现在的30-70年一次性土地出让金制度为分散到每年征收有可能是必然的途径，一方面可以抑制任期冲动，另一方面也有利降低贪污腐败的造成的损失（因为你也只能最多贪掉任期内的收入，而不是像现在之前那样一下贪掉子孙后代30-70的收入）。